中国《国籍法》明确规定“不承认双重国籍”。这是一条原则性条款，本应具有清晰、稳定且一体适用的效力。然而，在现实操作中，法律的刚性与政治叙事的需求之间，出现了明显的错位。

以谷爱凌与李凯尔为例，两人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赛事并获得官方高度赞誉。关于其国籍转换是否完全符合单一国籍原则、是否已依法排除他国国籍身份，公众始终没有得到清晰透明的制度说明。官方态度很简单：强调成绩，回避细节。

问题不在于归化本身。国际体育竞争中，归化球员是常见现象。问题在于：当法律层面宣示绝对原则，而在实践层面却对特定对象保持沉默甚至灵活处理，却从未对这种弹性作出制度化解释。

这种做法不是技术性疏漏，而是政治选择。

在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治理逻辑中，竞技体育早已不仅是体育，而是叙事工具。金牌被纳入宏大叙事体系，成为“国家强盛”“民族复兴”的象征资源。成绩优先于规则，面子优先于程序。只要奖牌在手，法律文本可以退居幕后。

这正是双标的核心：
对普通人，法律是刚性的；
对能够制造政治象征价值的个案，法律是可塑的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弹性并未通过公开制度渠道加以解释。既没有正式承认存在特殊人才政策的法律例外，也没有对国籍适用边界作出透明说明。连“解释”的姿态都不再需要。原则在宣传中被高举，在实践中被绕开，而公众只能在沉默中自行理解。

宏大叙事的功能正在于此：
当情绪被集中在“为国争光”的荣耀时，规则的一致性问题便被边缘化。
当民族荣誉成为最高价值时，制度自洽性的讨论就被贴上“不合时宜”的标签。

这不仅是体育问题，而是治理逻辑的问题。

如果一个政权反复强调法治，却在关键场景中以政治需要为优先；如果它以法律为工具，却拒绝让法律成为约束自身的规则；那么所谓原则，不过是宣传用语。

更讽刺的是，社会舆论中仍有大量拥护者，将成绩等同于正当性，将金牌等同于制度优越性。他们为宏大叙事欢呼，却不追问规则是否一致；他们高喊“国家荣誉”，却忽略法律是否被选择性适用。被动接受叙事，比主动思考规则更为轻松。

问题的严重性不在于某两位运动员，而在于一种治理心态：
法律可以被政治需要覆盖，原则可以为面子让位，而公众无需获得解释。

当解释都被视为多余时，所谓自信，便成了傲慢。

真正成熟的制度，并不惧怕承认例外，也不畏惧公开规则。它会明确说明例外的法律依据、适用范围与程序逻辑，使原则与现实之间保持自洽。

相反，如果法律只是工具，叙事才是核心，那么双标就不是偶然，而是结构性特征。

金牌可以制造一时的荣光，却无法替代规则的一致性。
宏大叙事可以凝聚情绪，却无法弥补制度逻辑的裂缝。

当法律对普通人严格，对权力需要宽松；当规则只要求被治理者遵守，而不约束制定者本身——问题便不再是体育成绩，而是制度信用。

一个真正有自信的政权，不会依赖沉默来维持权威；
更不会用金牌，去掩盖原则的失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