烧香的傻子，收钱的骗子，冷眼的政权

在当代中国，神棍并不稀缺。真正稀缺的，是质疑神棍的常识和勇气。从村口“跳大神”，到城市“风水大师”，再到披上袈裟、住进金碧辉煌寺庙的“高僧”，这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，覆盖了从底层乡土到城市中产的全阶层人群。神棍各有“法门”，各地说法天差地别，甚至经常自相矛盾，却能收获如潮信徒，令人震惊。

但真正令人忧虑的，不是这些骗局的荒谬，而是骗局之所以能成立的社会心理基础。

几乎所有所谓“神术”，都经不起任何推理与实证的推敲。以谐音为依据的风水说辞、毫无来源的祖宗禁忌、张口即来的命理理论，逻辑破绽比比皆是。可惜的是，这些经不起推敲的荒诞理论，却往往被一部分长辈奉为圭臬，不仅自己深信不疑，还试图以“家训”“祖规”的名义强加给下一代。

这些迷信的信徒往往不是社会精英，而是教育程度有限、认知结构封闭的一群人。但愚昧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他们的自信——一种不容置疑、义正辞严的“精神威权”。他们把自己的盲信变成了道德制高点，用“不能说、不能破”的逻辑制造家庭与代际之间的紧张。荒唐之事，竟以“孝顺”之名横行，滑稽至极，哀哉！

当代中国的宗教，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精神修行，而是商品、是服务、是心理交易。在庙宇商业化的浪潮下，和尚不是修行人，而是品牌代言人；香火不是祈福，而是交易媒介；信仰不是向内探索，而是对外购买安慰。求财、求运、求子、求姻缘，现代人在寺庙里祈求的一切，恰恰暴露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对这些东西的彻底失控。

“情绪价值”成为时代热词。在物质充盈但精神空洞的社会背景下，人们迫切地想要某种情感依托。这本无可厚非，问题在于这种“精神依赖”往往没有边界，一旦裹上“传统”“文化”“宗教”的外衣，就变得极端、排他，甚至开始侵蚀他人的选择权。

真正的信仰，不是对某人的崇拜，不是对某地的跪拜，而是对一种价值观的认同，是你内心想成为的那种人。一个健康的社会，应当鼓励个体有选择信仰的自由，也应防范任何借“信仰”之名实施的思想绑架与情感操控。

在一个理性健全的社会中，宗教应当是精神选择，而非生存手段。然而现实是，在当代中国，许多和尚并非因信仰出家，而是因为“无路可走”。很多人来自贫困家庭，或早年失学、或社会边缘，他们的“出家”不是“觉悟”，而是“躲避”。

一个健康的社会，应当提供多元的社会流动渠道，让人可以靠勤奋与能力改变命运，而不是“削发为僧”成为另一种避难所。如果一个国家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出家，而不是创业、就业、读书，那不是“宗教昌盛”，而是社会病态。

相比之下，基督教等宗教虽也有教义束缚，但至少不强制脱离家庭，不剥夺婚姻与情感。佛教中那些“清规戒律”——禁欲、绝亲、脱俗——本质上与人类的本能相悖，不能被浪漫化为“修行高洁”。它只是某种特定时代下的制度产物，并不天然高尚。

释永信的故事堪称荒谬社会的写照。他的道德问题、财务问题、私生活混乱问题，早已被多方举报多年，但始终未被追责。然而，一次未经允许的“政治越界”——私自前往梵蒂冈与教皇方济各会面——却在2025年让他一夜之间“出事”。

原因无需讳言：不是他违背佛法，而是他冒犯了政权逻辑。

梵蒂冈是目前与台湾有官方外交关系的欧洲国家之一，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其宗教身份。释永信的“私会教皇”，被视为越权的外交行为，直接触及了中共对意识形态和外交主权的极端敏感。这不是道德问题，而是政治问题。而一旦触犯了“政治红线”，哪怕你曾被捧为“中华禅宗代表”，也会被毫不留情地打落尘埃。

这就是中共的底层治理逻辑：道德不是问题，法律不是问题，维稳才是全部的问题。对上谄媚，对下忽悠，一切治理手段，都是为了维护统治结构的稳定，而不是公共利益或公正秩序。

正如那句令人哑然的讽刺所说：“傻子是骗子的经济基础，骗子是傻子的精神寄托。”释永信之所以能成长为“中国佛教的形象代言人”，靠的不是佛法的高深，而是体制缺乏监督、社会普遍盲从、媒体刻意沉默。

而傻子，不只是骗子的基础，更是政权的护城河。一个不思考、不质疑、甘于服从的民族，是最省心的“治理对象”。这正是中共几十年来维稳逻辑的核心——不是把人变聪明，而是把聪明人变沉默，把剩下的人变听话。

在这样一个结构中，迷信不是社会的“异端”，而是制度的“辅助程序”；神棍不是社会毒瘤，而是统治温床；和尚不是信仰的象征，而是体制的一种功能性产物。

结语：真正的信仰，是独立思考与精神自由

真正的神佛，绝不会以“香火钱”换“保佑”；真正的信仰，也不该通过焚香磕头来度量。而是在每一次遭遇焦虑、面对不公、质疑愚昧时，仍然坚持内心的善良、理性与自尊。

当一个社会崇尚的不是知识，而是玄学；不是反思，而是服从；不是自由，而是仪式——那不是宗教的兴盛，而是文明的倒退。

神棍横行的背后，是教育的失败；信仰崩坏的背后，是体制的冷漠。而如果“傻子”继续成为这个社会的主力人群，我们只能继续生活在一个骗子受尊敬、智者受排斥的荒谬共和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