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L;DR

  1. 程序正义缺失：案件公正常被牺牲，滥用羁押、刑讯逼供、律师受限、审判剧本化等现象广泛存在，严重侵蚀公众对法治的信任。
  2. 法律工具化：法律在实践中被用作“维稳工具”，优先维稳而非保障权利，异议被定罪、言论被压制，执法呈“双轨制”，富权者免责，普通人受难。
  3. 维稳压倒司法：国家“维稳”预算高于司法支出，地方将维稳纳入政绩，致使基层司法从属于行政权力，法律丧失独立性。
  4. 法治意识觉醒：尽管体制压制，民众法治意识正在上升，维权行动、公益律师、法学教育共同推动社会对真实法治的期待和实践。
  5. 未来出路：需实现司法独立、落实程序正义、保障法律职业安全，并扩大公民社会参与空间，重建法律信仰与制度公正。
  6. 总结：法律不应是政权维稳的手段，而应成为保障正义的盾牌。没有程序正义的法治，只是权力美化暴力的不义外衣。

在法治社会中，法律不仅是一纸规范，更是一套确保公平、正义与秩序的系统。而在中国，法律制度的运行却常常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：法律文本日益完备，实践中却频繁出现程序正义的缺失，甚至有人讽刺道，“法律只是中国维稳的参考手册”。这并非危言耸听，而是对现实的深刻写照。

一、程序正义的缺位：法律不是装饰品

程序正义，是法治的基石。一个案件是否公正，不仅取决于结果是否“正确”，更取决于程序是否公正公开。然而，在中国司法实践中，程序正义往往沦为摆设：

  • 羁押滥用与超期审查：大量案件中，嫌疑人在没有正式起诉的前提下被长期羁押，有些甚至遭遇刑讯逼供；
  • 律师权利受限：辩护律师经常无法有效会见当事人，证据获取难如登天，“会见难、阅卷难、调查取证难”成为行业共识；
  • 审判的“剧本化”：法院审判常常依赖于公检机关提供的单一证据链条，庭审沦为形式，判决早已在“内部会议”中预定。

这些现象无一不在蚕食公民对法律的信任，也无一不在说明：程序正义在中国，常常是被牺牲的对象。

二、“依法治国”口号下的维稳逻辑

表面上看，中国官方高度重视“依法治国”，出台了无数法律法规，甚至写入宪法。但在实际执行中，法律的核心功能往往被工具化，服务于国家治理的“维稳逻辑”：

  • 维稳优先于法律：在政治敏感事件中，法律不是保护个人权利的工具，而是遏制舆情、打压异见的手段。网络言论“寻衅滋事”、律师维权被指“扰乱秩序”，法律成为镇压异议的正当化外衣；
  • 选择性执法：一些官员、富商犯法能轻松脱罪，而普通民众一旦触碰权力的底线，则往往被重拳打击。这种“双轨制”使法律的权威性荡然无存；
  • 维稳预算凌驾于司法经费：中国每年“维稳”支出甚至超过军费，地方政府更是将信访、维稳纳入政绩考核，导致基层司法更倾向于服从行政权力而非法律规范。

法律被工具化为政权维稳的附庸，而非独立、公正的制度力量，是对法治精神的根本背离。

三、民众的法治意识正在觉醒

尽管问题重重，公众对法治的追求和对程序正义的期待却从未消失，反而日益强烈。近年来，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敢于利用法律武器维权，揭露冤假错案、挑战行政不当行为：

  • 网络舆论推动案件再审，如孙小果案、赵宇案等；
  • 公益律师群体不断壮大，虽遭打压仍坚持发声；
  • 高校法学教育普及，年轻人法治意识逐步觉醒。

这些变化说明：法律制度虽未臻完善，但社会对法治的渴望不可逆转。民众不是反对法律，而是反对虚假的法治；不是抗拒制度，而是渴望真正公正的制度。

四、未来的出路：重建法律信仰，回归法治本义

面对程序正义缺位和法律工具化的困局，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回归法律本义：

  • 司法独立必须真正落实，法官不能再受地方党委、政法委的实际控制；
  • 程序正义必须写入实践，不能再以“结果导向”之名忽视“过程公正”；
  • 法律职业共同体应得到尊重与保障，律师的独立性和职业安全不能再被侵蚀；
  • 公民社会需要更多空间，舆论监督、公共参与应成为法治发展的力量。

法治的真正落地，不在于立多少法、建多少机关，而在于是否有制度保障每一个个体的基本权利不被随意剥夺，是否能让法律在强权面前挺起脊梁。

结语

“法律不是维稳手册，而应是正义的盾牌。”程序正义不是装饰品，也不是可有可无的“形式主义”。一个社会如果不能保障程序正义，那么即便再多的法律条文，也只是掩盖暴力和不公的华丽外壳。中国的法治之路，道阻且长，但前路必须明确：回归法律尊严，才能真正走向文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