疲民政治：为什么中共不愿让人民安居乐业？

TL;DR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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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社会的日常运行中，我们常常能感受到一种荒诞悖论：人们看似忙碌，却难以创造实际价值；人人都在竞争，却无人真正得利；生活节奏越来越快，幸福感却越来越低。这种普遍的“内卷”状态，背后并非偶然，而是一种制度性安排。

很多人不禁要问：中共为何不让人民安居乐业？为何推动或默许这种广泛的、无意义的竞争与消耗？这真的是治理能力不足，还是一种政治策略？我们不妨从更本质的层面进行一场系统的解剖。

中国社会弥漫着一种高压而低效的工作文化——延时加班、形式主义、KPI堆积、无意义的会议与汇报……这一切构成了“现代版八股文”的生态。

而年轻人躲进外卖、直播、电商等行业，成为“看起来在忙”的低保障劳动力。教育上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职场上岗位供不应求，住房压力压垮中产意志，人人焦虑，但无人出路。

这一切并不是偶然，而是制度性的产物。

在中共政治语境中，“稳定”常被定义为“服从”与“可控”，而非人民真正的自由与幸福。

一个真正“安居乐业”的社会，意味着人们有更多时间与空间去思考权利、自由与体制本身，这是中共所不愿面对的危险。

因此，“忙碌的无意义”“累但不反抗”反而成了理想状态。人民若有时间反思，政权就可能失控。

体制设置的稀缺资源（如名校学位、体制内岗位、户口、安稳房产）被人为压缩，然后鼓励全民厮杀。这种“内斗机制”使民众将愤怒与焦虑转向彼此，而非体制。

这种“内卷—焦虑—服从”的闭环，是一种低成本、高效率的统治方式。

中共系统强调忠诚、纪律与一致性，不容许越轨者存在。创新、突破、自由探索往往被视为不稳定因素，因此：

“埋头苦干”被赞扬，“质疑权威”被压制。

这种环境不可能孕育真正的创造力，反而激励了机械劳动与重复努力。

为了应对上级考核、制造“发展成果”，许多官员热衷于重复建设、面子工程与数字注水。这种做法看似忙碌，实则资源浪费、劳民伤财。

外卖员、主播、打工族撑起了“灵活就业”神话，其实是低保障、高强度、无限竞争的“新型农奴制”。这不是创新经济，而是无出路者的避难所。

在中国，几乎所有社会结构都深受“上对下”的等级文化影响。无论是学生考大学，公务员求升迁，还是企业员工求赏识，本质上都在寻求被上级承认。

这种等级设计使人从不问“我创造了什么”，而只问“我被谁看见”。于是：

所有人都在为“上级定义的价值”而耗尽心力，却从未掌握自己的命运。

这不是因为统治者“不懂治理”，而是因为他们深知：“人民幸福”与“权力稳固”无法兼得。

这种现象在政治学中有一个明确的说法：疲民政策。

疲民政策指的是：统治者有意让人民陷于身心俱疲、焦虑不安、彼此猜忌、无力思考的状态，从而失去反抗与改变的能力。

最好的奴隶是那些“以为自己还能翻身”的人。

历史上类似的统治逻辑屡见不鲜：秦末的徭役、隋末的大运河、明末的矿税、清末的文字狱……短期看似稳定，但最终无一不以剧变告终。

当社会活力被抽干，精英出走，底层绝望，系统便失去了“更新自身”的能力。最终，只能等待外部冲击或内部崩盘来“清零”。

不要再问：“他们为什么不能让我们好好过日子？”

✅ 答案是：不是不会，而是不敢，也不愿。

一个稳定的集权体制，并不需要所有人幸福，只需要所有人不幸福到无法反抗。

这才是“疲民政策”的真正目的：不是打压所有人，而是让所有人“刚好不够反抗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