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L;DR

  1. 信息封锁是统治手段，不是技术问题，目的是压制思考、控制认知。
  2. 真正引发动荡的不是言论开放，而是长期压抑与信息黑洞。
  3. 反智环境是制度刻意制造，愚民有利于维稳，不利于社会进步。
  4. “不配自由”是自我制造的借口，用被塑造的愚昧来证明压制合理。
  5. 启蒙是公民权利，不是政权赏赐，拒绝启蒙是逃避治理责任。
  6. 真正的不稳定，源于恐惧真相、压制认知，不是自由本身。

“放开言论会乱”、“开放外网会出事”——这类说法在当代中国已成官方回应中言之凿凿的“常识”。然而，这种逻辑的背后，不仅掩盖了治理者本应承担的启蒙与教育责任，也形成了一种吊诡的悖论：一边拒绝赋予民众获取知识和判断真相的权利，另一边又将“群众愚昧”作为继续控制的正当理由。

一、信息封锁并非中性选择

现代社会的信息封锁往往不是出于技术限制，而是制度性选择。在中国，大量全球主流网站与媒体被屏蔽，教育内容受到严格审查，言论表达伴随高风险。这样的环境并不会自然产生批判性思维和公共理性，反而容易导致知识的碎片化、误解的累积，甚至是对权威依赖的强化。

长期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的民众，在判断公共事务时自然会面临认知上的困难。但这不是“国民素质低”的问题，而是信息生态被系统性扭曲的结果。

二、动荡的风险往往来自信息积压，而非适度公开

关于“如果放开言论会引发动荡”的说法，确实在某些历史语境中有其合理性。信息的突然释放，在缺乏公共理性与治理韧性的情况下，可能会带来认知震荡和情绪性反应，这是需要正视的风险。

但问题在于，长期压抑与信息不透明，也同样可能积累不满与误解，最终在某个触发点集中爆发，带来更大范围的社会动荡。从历史经验来看，许多重大社会危机，恰恰源于真实情况被掩盖过久，导致公共判断滞后甚至完全脱离实际。

因此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“开放”视为动荡的源头。更合理的说法是：信息生态的健康与否，与社会的稳定性之间存在复杂关联。适度、渐进、有制度保障的信息公开与言论空间，有助于社会形成弹性的反馈机制，使矛盾得以及时表达与缓解，而非积压至极点突然崩溃。

封锁可能在短期内压下表面问题，但如果缺乏自我修复的机制，反而会导致深层危机。相比之下，在具备一定社会承载力与治理能力的前提下，适当开放信息渠道，有助于社会稳定与预警系统的建设。

三、反智主义与治理懒惰

一个成熟的国家治理体系，不应依赖控制舆论来维系秩序，而应致力于提高公民的认知水平，使其能够自主参与公共生活。

然而，现实中我们看到的，往往是一种反启蒙、反思考的氛围。从教育到媒体，从社交平台到文化产品，对深度思考和多元表达的打压并不偶发，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安排。这种环境并不会“自然淘汰”愚昧，反而可能固化思维惰性与盲目信仰，使得公共讨论长期处于低水平循环。

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反智并非治理失误，而是对部分执政者而言的“政治稳定剂”。愚民状态虽然不利于社会进步，却有利于集权运作。这是一种短视且危险的博弈方式。

四、“你们不配自由”的自证逻辑

我们常听到一种论调：“我们还不成熟，不适合开放。”但这种说法回避了一个核心问题——是谁塑造了这种“不成熟”？

如果一个社会几十年如一日地压制表达，屏蔽多元知识输入，制造信息黑洞，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人，又如何能培养出健全的判断力？用人为制造的“愚昧”来论证“不能开放”，不仅逻辑上自我封闭，更在道德上站不住脚。

“你们不配”，从来不该成为合法压制的理由。

五、启蒙不是赐予，而是权利

社会启蒙不是一种权力的“恩赐”，而是一种每个人天然应有的权利。当下的技术条件和人力资源，完全可以支撑起一个多元、理性的公共空间。真正的障碍，从来不在民众本身，而在于制度是否愿意承担启蒙所需的耐心、开放与风险。

与其说人们“愚昧”，不如说他们被剥夺了变得聪明的路径。

结语：真正的不稳定，从不在于自由

在今天这个高度互联的世界，信息不可能永远被掩盖，认知差距也终将带来社会撕裂。过度封锁与不信任，不是维稳手段，而是在消耗未来的信任资源。

开放确实会带来不确定性，也并非包治百病，但一个无法面对不确定性的政体，其稳定性本身就是高度脆弱的。

真正值得问的不是“放开会不会乱”，而是：“我们是否一直在用制造愚昧的方式，回避深层次的治理责任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