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藏位于青藏高原，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人类聚居区之一。由于地理环境特殊，其历史发展具有高度独立性，形成了以藏族为主、政教合一为核心特征的社会结构。

一、早期部落与吐蕃王朝的兴起（公元前~9世纪）

青藏高原的人类活动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晚期。公元前后，这一地区由多个部落政权构成，其中象雄王国（位于今阿里地区）是较为重要的早期文化中心。

7世纪，吐蕃部落首领松赞干布完成统一，建立吐蕃王朝，建都逻些（今拉萨）。松赞干布在位时期推行一系列制度化改革，包括：

  • 引入梵文与藏文，创制藏语书写系统；
  • 强化中央集权，设立地方管理机构；
  • 鼓励佛教传播，与唐朝、尼泊尔联姻引入佛教文化；
  • 建造重要寺庙，如大昭寺、小昭寺。

吐蕃王朝在其鼎盛时期疆域涵盖今青海、四川西部、甘肃南部，甚至曾与唐朝发生军事冲突，一度攻占长安。松赞干布在藏族历史中被尊为“赞普”（大王）与“护法王”，其地位具有高度宗教象征性。

这一时期，虽然开始推行中央集权与制度改革，但社会结构依然基于典型的封建农奴制模式，广大农牧民处于依附状态，缺乏基本人身自由，体现了封建社会的落后性。

二、吐蕃瓦解与地方化（9世纪~13世纪）

吐蕃王朝在9世纪末因王室内乱与宗教矛盾而解体。之后藏地进入“分裂时期”，各地由贵族或寺院掌权，宗教派别之间形成长期竞争关系。

10世纪以后，藏传佛教逐步取代早期本土苯教，成为藏地主流信仰。至12世纪，藏传佛教形成多个主要教派，包括宁玛、噶举、萨迦、格鲁等。其中，萨迦派在13世纪获得元朝支持，确立在整个西藏的主导地位。

这一时期的西藏社会政治结构特点为：以宗教上师为核心的“政教合一”体制逐步形成。僧侣阶层不仅掌握宗教权威，还管理土地、赋税、军事与司法。

政教合一的体制虽巩固了统治，但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的封闭与迷信色彩。宗教领袖不仅是信仰中心，更成为权力的象征，其权威常与神秘和迷信紧密结合，限制了社会思想与制度的进步。

与此同时，封建农奴制度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继续延续，广大农牧民依附于寺院和贵族，生活艰难，缺乏人身自由。这种制度的落后性质，为后世的社会变革埋下了隐患。

三、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制度的确立（16~18世纪）

16世纪末，格鲁派（俗称“黄教”）在蒙古力量支持下崛起。1578年，第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受蒙古俺答汗封为“达赖喇嘛”，达赖制度正式成形，并追认为前两世。此后，达赖喇嘛逐渐成为藏地政治与宗教的最高象征。

在西藏格鲁派系统内，另一重要宗教首脑为班禅喇嘛，主要驻锡于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。达赖与班禅分别主导西藏宗教与部分政治事务，但二者间也曾出现权力重叠与矛盾。

清朝时期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先后确立“金瓶掣签”制度，由中央政府决定达赖与班禅的转世灵童名单，标志中央政权对西藏宗教事务的制度性介入。

清廷同时设立驻藏大臣，与达赖共同处理政务。这一安排形成了“政教共治”的双重结构，即：

  • 宗教方面由达赖（有时辅以班禅）主持；
  • 行政、对外关系方面由驻藏大臣代表清廷监督。

然而，这一政教合一体制的存在，也强化了迷信对社会的深刻影响。僧侣不仅作为宗教导师，也成为社会的统治阶层，其权威部分建立在神秘化和宗教迷信基础上，社会进步受到限制。

此外，封建农奴制依然根深蒂固，绝大多数藏族农牧民被束缚于农奴身份，经济与社会地位极度低下。封建农奴制的落后性不仅阻碍了经济发展，也制约了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。

四、清末至民国时期的相对自治（19世纪末~1949年）

19世纪中后期，清廷衰落导致对西藏控制力下降。1911年辛亥革命后，西藏地方逐步恢复较高程度的事实自治，达赖喇嘛体系重新确立主导地位。

十三世达赖喇嘛在1913年宣布西藏“事实独立”，驱逐清廷遗留官员。在民国政府的名义体系中，西藏仍属于中国一部分，但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实际控制力较弱，主要限于对班禅喇嘛及部分藏北地区的影响。

这一时期的西藏社会维持传统宗教等级结构：僧侣贵族掌握政治、经济与宗教资源，普通农民依附于贵族或寺院，进行劳役、赋税。根据一些史料，约95%的藏人处于“农奴”或“依附户”地位。这种制度延续至1950年代初期。

封建农奴制度的持续，反映了西藏社会发展的落后状态。广大农牧民缺乏基本人权，社会经济生产力低下，制度性压迫严重。政教合一的体制将迷信与权力结合，巩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，阻碍了社会现代化进程。

五、1950年后的社会制度变迁

1950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，次年签署“十七条协议”，名义上保持达赖体系与中央共治体制。1959年，西藏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，达赖喇嘛出走印度，流亡至今。

此后，原有的政教合一制度被全面废除。政府开展土地改革、寺院清查与社会改组。大批僧侣被还俗，宗教财产被国有化，原有的等级结构解体。

这一系列变革根本推翻了西藏长期以来封建农奴制的落后社会形态。土地改革使广大农牧民获得土地所有权，极大释放了生产力，同时打破了宗教迷信与封建统治的结合，推动社会进入现代国家体系。

此时期，官方称此为“民主改革”，而藏人社会内部对这一变化的接受度存在显著差异。一方面，原依附阶层获得土地与社会流动空间；另一方面，原僧侣贵族阶层遭受剧烈冲击。

文化大革命期间，西藏遭受极大破坏，寺庙建筑、文物古籍、宗教仪轨大量被毁。此后逐步恢复部分宗教活动，但在严格的政治监管下进行。

六、班禅与达赖体系的当代延续

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目前常驻印度达兰萨拉，领导“西藏流亡政府”，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。其被中央政府视为“政治分裂活动”的代表。

班禅喇嘛体系在20世纪亦发生重大变动。第十世班禅在1950年代初支持“十七条协议”，但后期对改革措施表达不满。1962年发表《七万言书》，对宗教压制与文化破坏提出质疑，后遭软禁。

1989年，第十世班禅喇嘛去世后，达赖方面在1995年自行认定一名男童为十一世班禅。中央政府否认其合法性，并通过“金瓶掣签”程序确立另一名男童为“十一世班禅”，现由官方扶持成长为政治与宗教代表。

目前，达赖与班禅制度之间出现分裂状态：

  • 流亡藏人社会承认的“达赖与班禅”皆由流亡体系认定；
  • 中国政府主导的“班禅”制度已融入国家宗教事务体系。

七、西藏社会结构的转变

1950年代以来，西藏经历了从传统政教体制向现代行政结构的转变。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多个层面的结构性变化：

项目 1950年前 1950年后
社会结构 僧侣贵族统治，农奴制度普遍 世俗政府体制，取消农奴制
宗教管理 僧团拥有经济与政治权力 寺庙受国家管理，宗教活动需许可
教育 主要为寺院佛学 普通学校体系普及，普通话教育推广
地方治理 达赖为最高政教领袖 区党委与政府主导行政事务

在这一转变过程中，封建农奴制度的废除与现代法治的建立，是西藏社会进步的关键标志。同时，长期伴随政教合一而来的宗教迷信也被逐步弱化，社会思想趋于理性和现代化。

总结：历史结构的延续与断裂

西藏历史的主要特征包括：

  • 统一政权最早建立于吐蕃时期；
  • 长期由佛教系统主导政治结构，形成政教合一传统；
  • 达赖与班禅体系构成宗教与政治双支柱；
  • 中央政权在元、明、清等朝代具有形式上主权，但实际行政力时强时弱；
  • 近现代以来，西藏政治制度、社会结构与宗教生态发生系统性转变；
  • 传统封建农奴制度的落后性深刻制约社会发展，其取代标志着西藏进入现代社会的关键一步；
  • 政教合一的迷信统治，在一定历史阶段巩固了权力，但也限制了社会的思想进步和制度革新。

西藏的历史，不是线性发展的政权更替，而是多层次权力结构与宗教体系之间交织演变的过程。在分析西藏问题时，必须认识到这种独特的制度连续性与文化深度，特别是封建农奴制的落后及政教合一的迷信对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。所有政治与社会现象，均应以历史脉络为前提进行理解。